现代性不是现代化的属性，而只是西方现代化的特性。若将现代性视为现代化的属性，自然也会将其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属性。但不论是从马克思还是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都与资本主义精神密切关联，且表现出占有性、利己性、功利性以及与传统的界分等特性。因而，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现代性，那无异于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也含有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现代性”及其表现，但这明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相悖。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承载了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的结合与创造性生成，不仅蕴含对现代性的超越，也远非对现代性的超 越所能涵盖；不仅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借鉴、汲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当然还包括对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借鉴与批判性吸收。但中国式现代化终归不是以现代性为属性，也不是以对其超越为旨归。毕竟，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更为广袤的天地和发展前景。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准确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视角。中国式现代化史视域为深化该视角下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衔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范畴的框架。在中国式现代化史视野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形态转型于世界现代化、重塑于中国现代化、升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历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表征主要体现在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精神、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本质、增进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自信等方面。

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对其专业职能的多维呈现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在应对新兴议题时日益凸显解释力与实践力的局限。立足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与治理语境，新时期“服务+治理”双重使命下的社会工作职责可系统整合为五个关键职能维度：人群帮扶的专业作为、基层治理的专业参与、区域服务的专业嵌入、志愿服务的专业优化、党建引领的专业助力。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境中，社会工作理论的创新发展亟须回应一个根本命题：社会工作如 何在“服务”与“治理”双重实践中实现价值契合与行动统一？唯有清晰解答这一问题，方能推动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肩负新使命、彰显新作为。理论的建构必须兼顾历史纵深与现实需求，统筹全 球视野与本土根基，以“立足文化、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广阔格局，打造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自主知识体系。基于“服务”与“治理”互构共生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自主发展可从三重路径推进：其一，立足历史视角，发展具有历史厚度的自觉理论；其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建构富有 文化根基的自觉理论；其三，系统提炼新时代社会工作实践成果，创新体现实践导向的自觉理论。

近年来，跨村联合成为应对跨域公共事务、推动乡村整体发展的重要模式。然而，既有的以行政村为尺度的产权和治理单位设置，致使其在实践中普遍面临组织壁垒、利益松散和责任模糊的碎片化困境。基于对C县“乡村振兴联合体”的案例剖析、研究，发现政治统合、利益整合和制度耦合共同构成 推动跨村联合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该机制在不改变原有集体产权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前提下，实现联 合体层面的产权和治理单位的重构，进而塑造出整体性组织观念、紧密性利益结构以及相容性责任导 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对称性理论，并深化了对跨村联合的理论阐释，为新时期更 好地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具创新性、灵活性 的经验参考。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中国式养老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智能养老正经历由“技治主义” “管理主义”向“技术−人文”协同的理论转向。基于技术社会学与老龄社会治理框架，算法作为智能养老 的核心驱动力，其风险内涵已超越技术层面，呈现涵盖算法本身、算法应用与算法治理的“大算法风险框架”。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与智能化技术跃迁相交织的特殊国情，需确立人民性、智能化、普惠性与共生 性原则，通过制度规范、技术重构、主体参与和情境嵌入的协同赋能路径，推动人工智能与中国式养老从机械组合走向有机融合，构建兼具技术先进性与文化适应性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

“五四”前后新的空间场域孕育了第一代女作家的写作，空间流动不仅是她们的切身经验，同 时流动性体验也参与建构了她们写作中的情感表达。在公园、会所等现代性空间和火车、旅馆等流动性空间中，“五四”女性写作所建构的情感话语呈现出异质、多元、含混的特质。空间流动给现代女性情感 主体的觉醒和生长，提供了历史契机，但也面临了跨越空间边界的历史限度。情感话语的背后隐含了一 个时代的精神镜像与情感结构，而在多元的情感话语与含混拼接的情感地图背后，个人的身份认同、现代主体的建构、浪漫爱情的想象等遭遇到空间权力、性别政治等的潜在规约。

一个多世纪以来，清代财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了20世纪初“新史 学”出现以后利用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晚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时人的思考和识见。近150年的清代财税史研究，成果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晚清有关人士的论说；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开创性研究；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财税问题，涉及国计民生，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和重要成果的出现。同时，清代财税史研究也存在若干不足，需要相关学者的进一步努力。

案件事实与刑法文本规范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行政犯案件裁判规范的证成模式。对于案件事实与刑法文本规范完全匹配或完全不匹配的行政犯案件，通过以刑法文本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的演绎推理即可证成裁判规范。图尔敏论证理论中数据与结论的简单关系模型，能够对演绎推理的证成模式予以图示化呈现。对于案件事实与刑法文本规范基本匹配或部分匹配的行政犯案件，演绎推理的证成模式符合形式合法性要求，但由于其无法容纳非正式法源而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具备实质合理性。通过应用图尔敏论证理论中数据与结论的复杂关系模型，可以将演绎推理的证成模式转化为内部证成，并且在不改变内部证成结构的前提下引入伦理道德、公共政策、行政惯例和技术标准等非正式法源进行外部证成，最终系统化建构兼具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行政犯裁判规范证成模型。

我国刑法在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过程中暴露出保护法益范围过窄、规范本体忽视特殊保护以及司法认定形式化三类问题。个人法益立场与周延保护理念相矛盾，消极刑事立法与积极主义刑法理念相龃龉，既有解释倾向与实质解释理念相背离，这些是问题根源所在。依托教义学阐释与规范修订，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理念可以得到纠正回应。第一，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法益解释为包含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和秩序安全的复合法益；第二，修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条款以凸显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保护；第三，构建以“人之生物特征”为核心、“识别验证能力”为辅助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实质认定标准。

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结社和雅集活动非常频繁且活跃。其诗词雅集活动的举行与中华传统节日尤其密切相关。从中华传统节日的角度探寻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雅集活动是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学术视角。从发生动因来看，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雅集活动受到了中国古代文人节日雅集传统和民俗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其在换元改历以后仍遵守旧历，将丰富多样的中华传统节日作为诗词雅集的活动主题。大体而言，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诗词雅集的节日类型可以分为三种，即重要的传统佳节、常见的岁时节气，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消夏消寒。总体上看，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诗词雅集中对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学书写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奇异的文化场域和情感场域，其中寄寓了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复杂情思，既有乐天知命的无奈，又有文化守成的执着。时过境迁，如果剥离其落后的政治外衣，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立场上看，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雅集活动对于中华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的珍视，尤其值得今人重视和借鉴。

李涵秋的小说以表现清末民初新旧转换期伦理道德的失范和冲突见长。清末民初，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伦理原则体系开始失效，不再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这便导致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失控、失序和混乱。而李涵秋就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从总体性上陷入失范、抵触的时代，他以一种守旧而又不排斥变革的方式对这个时代进行了独立的回应，这使其在思想和艺术重要性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广陵潮》具有一种“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立场，这恰恰是其区别于“五四”新小说的独特之处，由此也就获得了一种涵盖全局的眼光和余裕。《广陵潮》中的伦理叙事主要涉及伦理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对于伦理道德而言，重要的是新旧还是真伪，是当时新派和旧派人物的一大分歧，实则两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连续性”确保道德作为社会粘合剂的功能，“断裂性”则推动道德适应社会变革，满足时代的需要，两者具有互补性，共同构成了现代性情境下道德演进的内在动力。

“拜物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核心术语。如今，“xx拜物教”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文章中，成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种种现象的一种流行的表述，主要是将“拜物教”狭隘地理解为“物崇拜”。但是，这一误读既无视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拜物教理解方式的讨论，也模糊了拜物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论意义，并导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倒回经验主义的理论层次。为了超越对这一术语理解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尝试性探索：一是追溯拜物教术语在东西方的翻译与流传史，揭示“物崇拜”译法的确立过程；二是通过MEGA²的文本学研究，考察拜物教术语在马克思一生的文本中的词频分布，分析拜物教的认识论的转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三是探讨通过“非替实”这一释义阐释纠偏的可能性及其相应的理论价值。对拜物教术语的重释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提升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批判能力，从而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思想支撑。

国家和法律权力是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而马克思探讨了资本和权力的关系，着重批判了资本权力。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私人所有权观点，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家对商品交换法律形式的推崇，探究了法律内容的生产方式基础，揭露了强制的资本权力，阐明资本造成的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使其控制了工人的劳动能力、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包含劳资之间分散与集中的矛盾、资本权力的社会性与单个性的矛盾以及资本的独立性与人的依赖性的矛盾等。资本的集中在客观上需要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与私有制相冲突。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批判具有政治哲学根本变革的意义。资本权力的强制性使得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和法律是一种强者权力形式；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观念是诱导和规训工人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权力。马克思批判了控制整个社会结构的权力之网，论证了消解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

古代小说研究的两个特点：一是兼具文献学与文艺学双重属性；一是作为叙事文本，小说所承载的社会、人生信息比诗词等抒情文本更为丰富。因此，融通文史遂成为深化小说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具体思路有三：把小说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解读、阐释作品；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具有“补史之阙”的价值和意义；联系历史语境，借助历史文献，可以一定程度解决小说史上的“堵点”和难点。

作为一种兼具社会学和心理学风格的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早已得到承认。但它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却长期处于学术认识上的模糊状态，也欠缺官方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归属，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其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也经历过“得而复失，失而再得”的曲折历程。这极大地制约了当下社会心理学自主学科体系的建设，遮蔽了诸多社会心理学家长期以来的学科建制努力。这其实反映了诸多萌芽期的交叉学科的共同困境：其内部努力往往受制于外力而不得不继续保持“模糊生存”策略。对此，惟有进一步回到“问题本位”而非“学科本位”的发展思路，即通过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解决功能而彰显自身的学科价值，使社会心理学人的知识建构努力得到外在制度力量的最终认可。这一思路对其他交叉学科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如何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治理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关键议题。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迭代速度重塑养老服务及资源供给方式，促进养老服务标准规范优化，延续家庭赡养功能，驱动养老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老龄文明，兼具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价值。但技术赋能面临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道德伦理冲突、老龄数字鸿沟难以逾越、数据泄漏与隐私侵权、算法歧视引发社会非正义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应聚焦“共创、共建、共融、共治、共享”发展思路，满足老年人日益迫切的健康及养老需求，共享新一代智能科技创新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数字时代，匿名化作为平衡隐私保护与信息效用的关键技术，面临日益严峻的价值冲突与制度挑战。一方面，再识别技术通过破坏匿名化而动摇了“个人信息-匿名信息”的二元保护格局；另一方面，过度强调匿名化可能会削弱个人信息的效用，阻碍其自由流动。无论是对匿名化的全盘否定，还是通过寻求新的技术尝试来修复匿名化，都难以克服这种两难困境。从本质上看，匿名化仅能为信息主体提供一种局部的、附带风险与情境限制的保护。为了使匿名化在隐私保护与信息效用的价值权衡中保持规范生命力，需要超越传统“匿名即免责”的规范逻辑，实施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全面、包容和情境化的方案。依托该方案，我国的匿名化制度应使法律和政策的调整范围能够覆盖匿名信息，且在不同的信息处理情境下可以调整匿名化标准，同时确保再识别侵权发生后信息主体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

最佳解释推论作为司法证明的新范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焦点。然而，其理论本身的多样性导致实践应用中存在理解偏差。针对此问题，我们从最佳解释方法与最佳解释标准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认识误区：一方面，故事模型与贝叶斯理论虽然特征各异，但却均以“最佳解释推论”为共同基础，由此提出定性定量平衡法，通过融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以促进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另一方面，相对似真理论的“无似真选择标准”可视为最佳解释推论的子类型，这为基于最佳解释推论理解和适用刑事证明标准提供了统一框架。最后，通过引入稳健性这一特性破解最佳解释推论的“劣中选优”困境，从而强化了刑事证明标准审查，这对于推动刑事证明范式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智能时代的新兴主体，算法供应商在对外提供定价算法服务过程中，可能会促成服务对象达成价格共谋。这一参与行为目前可以利用新反垄断法垄断协议组织帮助行为条款进行调整。但具体适用时将面临如何证明垄断协议存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证明参与者主观意图两项难题。妥善利用间接证据科学识别反竞争价格协调现象中的非法勾结是证立服务对象之间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的前提，也是认定算法供应商构成违法的基础。主观意图方面，算法供应商只有在具有积极促成垄断协议的故意前提下方可课责，否则应当认定为日常行为。可以发现，在解决了垄断协议组织帮助行为条款适用难题后，算法供应商支持共谋型参与行为基本可以被纳入规制范畴，但对于算法供应商参与其中引起的算法自发价格共谋行为，由于协调过程始终缺乏人为意志，将游离于垄断协议组织帮助行为条款调整之外。因此，在满足特定环境条件时，可以对特定算法供应商专设事前义务，要求其在开发、提供算法服务过程中增加控制与预警机制，在发生算法自发合谋时及时、有效地修正决策结果。

潘素心是清代才媛协助家庭男性成员投身科举的重要个案，其诗集《不栉吟》保留了她在不同生命时期关注、参与科举事务的多样书写。少女时代，她随宦江西，数次替父亲潘汝炯批阅地方童试的诗歌考卷，并制多首“试帖诗”。于归之后，她承担了仰事俯育之职，勉励丈夫汪润之专注举业，督课子嗣的文化教育和科举训练，且在孀居之后支撑门庭，保证五子的科考之途不被中断而最终皆有所获，成为“科场佳话”。待儿子汪怀、汪同怿由科举步入仕宦道路后，她又多次训示为政之道，督促其成长为循吏。潘素心有关科举的经历与书写，并不能动摇她在科举结构中的边缘位置，故而时常发出“恨不为男”的浩叹。这提醒今人关注清代女性问题时，需取“主体”与“制度”双重视野，方能探获其历史处境和性别发声。

性别视角下的形式考察是在叙事形式要素中挖掘女性小说的社会性别意涵。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在新时期初年的女性小说中具有既彰显自我、又需要符合公众认知接受的“悖论式”文体境地。讲述自己故事的第一人称自叙在当时较为稀见，是由主要人物“特许”叙事、女扮男装“易性”叙事、讲述他人故事的旁知叙事、文体实验的“变体”叙事等曲折、谨慎、驳杂、多变的文体形式呈现的。作为叙述人的“我”是否文本在场、讲的是否为“我”自己的故事、以怎样的性别身份在讲述等在这些文体样式中有相对复杂的体现，折射的是女性意识既渐次生长、又在谨慎迂回中有所保留的动态性生成，并同女性小说性别诉求与社会公共诉求混融交叠在一起，呈现出了植根于中国性别文化与文体惯性的自发、本土、原创属性。新时期初年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在文体形式上的曲折多样，对其女性声音的传达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却有利于其美学向度上的丰富性、复杂性、鲜活性。

近年来男性主播不断进入“美妆直播”这一高度性别化的媒介场域，重构了消费文化中的性别展演逻辑。通过数字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以聚焦男性美妆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性别文化意蕴。研究发现，男性主播的性别建构贯穿于“入场−在场−离场”的整个数字劳动历程——入场时财富愿景消解职业性别区隔，在场时碎片化劳动使其陷入性别孤立并被动承担体力劳动，离场时因性别红利失效和传统养家之责而加速职业流动。在数字劳动策略上，男性主播将性别属性转化为动态的传播资源，通过身体妆饰、情感劳动和阶层标签等构建“混合男性气质”，与女性消费者之间形成媒介化的亲密关系。劳−客双方在性别展演的流转腾挪间均表现出较强的主体性。

西方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加速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提升了人类生活质量与生存境地，成就巨大，堪称典范性意义的“成功”实践。但是这种“成功”也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其背后的理由、根据、相应的诠释和辩护方式等，无疑是漏洞百出、难以自相圆融。中国式现代化所以成功，因其基于人类公共利益本位和普遍性福祉至上的信念，依托先进思想理论引领、优良的制度共同体保障、现实的实践主体的创新性驱动、合理性的发展模式践行，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的指向等，并同时提供了“以共同体看待历史”“以发展看待生活”“以文明评判价值”“以正义看待未来”等前瞻性的新的文明尺度，从而在根本上变革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和路径，有效地克服了其弊端，向全世界贡献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理念和范式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上述内容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中国式实践的新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内在性特质和超越性品格。

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制度规范，包括以党领导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以及集体主义、党性原则、群众路线、政治忠诚、高度组织动员等。这种“新传统”深刻嵌入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治理逻辑和政治文化之中。通过分析“新传统”的若干层面（制度传统、行为规范、文化象征与治理逻辑），可以为理解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更全面的历史解释，并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系列的概念和工具。

恰切而系统的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对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至关重要，也是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的依据所在。然而当前研究在情境嵌入、解释效力和体系构建方面均有所不足，难以满足更有效地导引实务、优化机制、完善制度等现实治理需求。探寻突破既往研究不足的可能理路，文化取径是应予重视的更具潜力的选项和方向。沿循文化路径对中国社会治理主要议程进行系统研究，是构建契合本土语境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潜在门径。从转向文化取径的基本缘由和议程选择标准来看，社会结构及组织的文化形塑机理研究、社会治理思想及其转化发展研究、社会治理制度传统及其创新发展研究、民众社会政治心理及其变迁研究、国家善政传统及其创新应用研究、社会团结及其形态变迁研究、非常态社会治理及其优势研究等项议程亟需开展。文化取径下的社会治理理论研究有望深入厘清中国社会治理的独特逻辑，为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有效指导治理实务开展与制度建设，以更高效能、更高质量的社会治理为中国式现代化征程推进夯实社会基础。

气候变化对我国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严峻的系统性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但社会学研究对此回应明显不足，已有研究面临理论极化的困境，或囿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解构，或拘泥于现代化理论改良取向，难以全面把握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复杂性。风险社会理论为整合两大理论取向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构建气候风险驱动转型的整合性框架，既彰显了社会学在气候研究中的学科特色，又为突破当前气候变化社会学理论困境提供了路径。该框架揭示，气候风险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一方面体现了工业文明的深层危机，另一方面则构成社会生态转型的结构性推动力，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则为转型过程注入了多样化可能性。这一理论探索拓展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疆域，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元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随着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及各类缓发不利影响加剧，推动大城市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升气候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已然成为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系统识别并评估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建构大城市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与安全韧性体系变得尤为重要。大城市安全及社会治理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居民生活福祉，强调把系统观念嵌入大城市气候韧性治理的全过程，并融合新常态下的气候治理目标，总结中国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经验和特色路径，旨在构建能应对外界扰动、适应系统更新和转型发展的大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的整合框架，明确城市生命系统在气候风险下的适应性、恢复性与韧性问题。研究气候变化对我国大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应聚焦技术、组织、政策等维度，分析大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因素，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城市数智关联机制，为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理论支撑。

朱子的政治理念建立在“格君心之非”的基础上。他视君王为天下大本，君心正邪决定了国家治理成败，教化君王为治理天下第一要务。朱子提出了新的帝王之学，其内容为他所建构的尧舜禹十六字心传和孔颜克复的道统之学，要求君王与士子一样，在真儒辅佐下，经由“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自我教化和经典研习来达到对道的体认，实现继天立极的教化效果。朱子还继承传统的天谴教化论，由此责求君王展开格心之非的修德功夫，消除近习干政和独断之习，以应对天灾。朱子责君化君以行道的帝王之学，是道统之学、经典之学、传心之法的统一，在儒家“帝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话语作为一种公共言说，是面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展开言说的，不同的接受语境对这些话语具有明显的生成作用。无论是儒家道统论的自我教化，还是“得君行道”“化民易俗”之目的论导向下的言说方式调整，抑或知识分子阐释共同体内部的“共语”和“对话”等，都内含着一个“说者/听者”的交际结构，从而将思想史话语建构表征为一种对外的、适应性的言语交往行为，一种特定接受语境下的言说方式、策略与话语风格问题。

乡村振兴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乡村居民收入的技能偏向性影响，揭示了这种作用如何改变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以及通过收入以外的维度促进乡村振兴。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提升作用比对低技能劳动力更为显著，呈现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特征。同时具有鲜明的地区差异，对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差异依次减小。数字经济改变了个体的跨地区就业决策，在增加乡村经济机会的同时降低了外出打工的概率，其作用对低技能劳动力尤其显著。数字经济通过减少劳动力流出缓解了当地的留守儿童问题，最终提升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在经济、人才、社会、民生等多个维度上推动了乡村全面振兴。这一研究为国家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及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轻罪治理是通过将轻微危害行为规定为轻罪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目的的集法律调整和制度安排的系统工程。轻罪治理并不应只有单向的轻罪立法和增加罪名，还应当有反向的立法和司法出罪机制。出罪机制的建构是轻罪治理本身应有的配套制度安排，也是基于轻罪自身的危害性特征。轻罪的危害性本来就较为轻微，当司法实践中出现在立法时没有预见的从宽处罚情节时，足以在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使行为达不到犯罪的程度。故此，应当注重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建构轻罪的出罪机制。立法层面应建构“入罪和出罪兼顾”的罪状和犯罪构成模式，具体包括：在立法选择环节建立严格的分层筛选入罪机制，在罪状确定和构成要件设定环节预留出罪渠道。在司法层面，确立通过司法限缩来对抗轻罪立法扩张的理念，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建构区别于行为规范的裁判规范，从而将不需要刑罚惩罚的轻微轻罪行为出罪。

在裁判理论上，社科法学将法教义学曲解为特定的“法条主义”版本，反对机械的法律适用，主张普遍的后果考量，从而将“规则至上”与“后果考量”对立起来。但是，经过评价法学的改造，法教义学实现自我进阶，已经不同于法条主义。法教义学将后果导向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姿态，将解释性论据与政策性论据相互协调，基于原则权衡进行后果评价从而实现后果评价的规范化，并将后果考量纳入价值判断体系化建构的过程之中。因此，法教义学已经通过教义驯化了后果，从而防范了越法裁判的风险。

钱锺书指出，一般认为的明清易代之际公安、竟陵与复古鼎峙的诗坛格局判断不合史实。这个问题，涉及明清之际诗学思潮走向，也涉及文学流派重要人物的文学史意义、不同诗学思想性质、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公安派首揭性灵之旨，其诗学精神为竟陵派继承，从而与复古派相抗。明清之际的诗坛格局，在诗学思想层面，复古与性灵对峙的同时，还有兼综二者的性情诗学的崛起；在现实层面，则是以继承了公安派诗学精神的竟陵派为中心，同时也有张复古声势而影响较小的云间派，以及转益多师、包容囊括且逐渐显现出影响力的钱谦益。

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中以诗为聘的艺术构思值得关注。才子与佳人先通过诗词传递情愫，继而让定情诗成为聘礼。才子佳人小说赋予情诗的功能，《红楼梦》在沿用的同时亦有所拓展。在经济层面，才子的诗聘重才轻财，宝玉送帕与黛玉题诗情节也意在描写双方心灵的默契。在礼制层面，才子佳人小说将寄托情愫的诗聘纳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节公式内，令有悖于礼法的情诗适应礼俗的要求。黛玉父母双亡，宝黛的诗帕仅限于传情阶段，未能转化为聘礼。此外，聘礼是婚约的凭证，诗聘的无效性成为才子佳人小说的结构线索，虽有波折，但有情人终成眷属。黛玉的爱情有诗无聘，宝钗的婚姻有聘无诗。诗与聘的分割，成为钗黛姻缘双重悲剧即“悲金悼玉”的重要成因，体现出《红楼梦》对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述旧与编新。

“挟书律”，是秦朝丞相李斯推出的一部法律。秦朝要解决私学问题，决定采取强硬手段，通过焚毁天下图书来实现，所以历史上也称作“焚书”。汉代开始，概括焚书为愚民，不无道理，所以影响深远。其实，“挟书律”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百家私学官学化，要百家思想为我所用，并非要彻底铲除百家。具体做法是焚毁天下图书，只在中央保留一份，即博士官所掌图书，并不在焚毁之限。这颇有朝廷垄断文化资源的味道，但在诸子之学遍天下的时代，造成的文化伤害可想而知。秦朝很快崩溃，“挟书律”并没有执行很久，加之民间用“壁藏”的方式进行反抗也很普遍，所以“挟书律”带来的实际损害是有限的。从后来的历史观察，暴力焚书遭到历史的否定，而“挟书律”也开启了学术思想的官学化历程。

政策执行是政策研究中的经典议题。打开政策执行的黑箱即为解密一个国家与社会运行的深层逻辑。不同于西方政策执行的科层研究视域，中国的政策执行研究聚焦于国家与社会相衔接的基层空间更有助于剖析社会政策执行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在基层社会的复杂情境中，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能动的政策执行者根据执行需要构建关系互动图式，由此进行“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的积极复合，并在关系循环累积中生成“关系执行力”。基于能动的政策执行者掌握的“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的强弱情况的二维交叉组合，关系执行力的实践模式可被划分为张弛有度的协作式执行模式、以柔克刚的策略式执行模式、同舟共济的行政式执行模式、循环累积的推进式执行模式。关系执行力将关系视角应用于社会政策执行研究，意在阐释中国社会政策基层实践与地方转译的成功经验，尝试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理论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空间特征。基于空间视角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探究是对既有的建构路径、治理路径与价值实现路径的融合与拓展，能够从整体上提升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认知。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由基础空间、关系空间和价值空间相互关联、累积递进而形成的复合空间结构。基础空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展开治理实践的客观前提；关系空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运行的动态呈现；价值空间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成的实践旨归。社会治理共同体复合空间结构以基础空间发挥的物质承载机制为客观基础，以关系空间发挥的关联互动机制为核心动力，以价值空间发挥的价值培育机制为内在根基，进而实现自身的有效运行。在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助于为推进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提供新的理论认识与经验指引。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拉开了数字人的序幕，有虚拟形象加持的数字人逐渐成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交互的重要形态。但数字人所处的虚拟空间与非线性时间使其与生物人的时空结构具有显著的区别，而数据作为中介，能够联结起不同时空结构中的生物人和数字人，使二者的因果交互成为可能。生物人和数字人的因果交互由多层级模式构成，从低级至高级分别为输入-输出因果交互模式、认知-映射因果交互模式、嵌套-网络因果交互模式。因果交互的多种模式反映了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与层级性，从线性即时的因果关系逐步走向更高层级的非线性与结构化、网络化的因果联结。每个层级都在前一层级的基础上扩展了生物人与数字人因果交互的尺度与范围。基于对生物人与数字人不同层级的因果交互模式与因果关系的理解，为锚定生物人与数字人之间的交互规范提供了有效的框架。

在人工智能无所不能的预言和“德雷福斯之问”巨大的张力中间，派生出许多关于数字智能技术富有争议的哲学议题。数智技术以大数据、智能算法和算力为基础，创造出形态新颖的数智机器（人）。人类认知个体与数智机器交互需求大增。其中，利用数智技术将已故亲人“复活”成虚拟数字人，催生出“数字人是数字生命”的观点，给哲学提出新的挑战。如果数智技术依赖于复制技术，那么意味着生命可以通过数字化被复制，这类观点亟须接受哲学的怀疑。然而，数智技术发展的前进势头和接受怀疑并不冲突。数字人要为“生命”正言，并获得数字形态就必须具备时间认知和空间认知的能力。这进一步表明，人类与数字人良好的交互前提必须考虑这两项认知能力。生命的数字形态以该前提为基础。

“女性”作为一个泛指与男性相对性别的独立名词，在近代中国出现并被频繁使用，和关注到性别差异现象几乎同时，这也标志着作为性学（sexology）范畴和文化范畴的“女性”的历史性出场。换言之，“女性”一词的出现和性别差异的被关注，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通过大数据，可以发现在20世纪50-7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的报刊中，“女性”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低，几近消失。与此同时，在文化层面上，性别差异也被严重忽略。然而，在医学报刊中，“女性”一词却相当活跃。可见，本时期生物学层面上的女性性别差异性并没有消失，只是没能转化为人文学层面的表述。“女性”在医学话语中的在场和人文话语中的缺位，其实和本时期忽略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理念互为因果。